在把主权归于公民法团上，马西利乌斯比其他思想家迈出了更大步伐：《血战湘江电影完整版免费观看》

引言当我们思考各种关于《和平的保卫者》是一部共和主义小册子，还是一种对帝国权力的强烈辩护的冲突解释时，铭记以上这一点是重要的。

不管怎样，当这本书的作者被人指出是最初匿名传布它的马西利乌斯时，他被迫向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寻求庇护，而他接下来明确支持路德维希反对教皇，甚至陪同国王入侵意大利。

马西利乌斯与皇帝的联系，可能更明显地反映在他最后的著作《和平的保卫者（小卷）》中，而非他的主要著作中。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思考，在《和平的保卫者》中，是否确实存在共和主义者和皇帝拥护者马西利乌斯之间的矛盾。

让我们首先审视一下他的反教皇论。

马西利乌斯把教皇视为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他还攻击教皇对一种充分权力之主张的真正基础，甚至从根本上攻击教皇和教士一般有权主张世俗权威的观念。

他的论点不是存在着教会的和世俗的两种分离的司法权领域，而是司法权这种观念本身不属于属灵领域。

他从两条战线展开自己的论证，首先或多或少地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主义考察公民共同体的起源、性质和目的，其后建立一种神学论证和一种历史论证，叙述堕落后的教会史，并把教皇的权力主张追溯到其在罗马帝国的根源：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的皈依。

正如马西利乌斯在《和平的保卫者》第一段中就提出的那样，公民共同体的目的是创造和平与安宁的条件，这是实现“人类的最大好处……生活的充裕”所需要的。

城市或王国的安宁意味着，它的每一部分能够根据理性和习俗风尚履行自己的专门职能，处于一种有机的和谐中。

这就需要施加法律，而马西利乌斯的法的概念是意义重大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他强调法作为一种实现和平之手段的强制职能，而不是以亚里士多德式或阿奎那式的方式把它视为使公民熟习美德的手段。

正如他在论证中阐发的那样，这种强调使司法权牢牢地握在世俗权威手中，并且排除了世俗领域中的教会司法权。

政治的和平与安宁是世俗权力的责任，同时教会不具有强制职能。

基督教允诺的赏罚要等死后才到来，因为基督的仁慈允许人在死前忏悔。

正如军事职能和司法职能一样，教士的职能当然是公民秩序必不可少的部分。

但是，马西利乌斯明确认为，在世俗领域中，教会仍从属于世俗权力。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国家观预示着一种现代世俗国家。

正如在其他方面那样，在这方面，他牢牢地根植于中世纪秩序，这不仅是因为他赋予教士职能的重要性，而且因为——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他对教会的世俗权威的挑战，是代表另一种毫无疑问属于中世纪的世俗权力主张而发动的。

第二，法来自一位人类立法者，马西利乌斯把这个立法者等同于公民法团整体，即“公民全体”。

公民政府的最终权威源自整个公民法团，而且需要它的持续同意。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这位哲学家的共和主义的问题，某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出现了。

我们已经说过，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政治权威来自“人民”的信念并无非同寻常之处；我们还看到，这种主张可以完美地与为远不民主的权力、直至并包括无限的君主权力所做的辩护兼容，甚至常常与后者结合。

马西利乌斯本人明确指出，公民法团是由一个统治群体代表和统治的，统治部分可以由多数人、少数人或者甚至一个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在谈及公民全体时，他总会加上“或其占优势群体”（有时被翻译成“更重要群体”）的限定，而这个群体明显人数非常有限。

因此，不仅选举（或罢免）统治群体或行政群体的权力，甚至还有立法职能和最终的同意权力都属于非常少数的人。

但是，在把主权归于公民法团上，马西利乌斯确实比其他中世纪思想家迈出了更大步伐。

一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写道，他的理论“彻头彻尾是中世纪法团理论”，对法人团体（有别于任何个体的智者或人）（既作为公民全体又作为信众全体）判断和制定最有助于充裕生活的法律的能力信心满满。

在坚持司法权的统一上，他的理论也与众不同，它完全把立法权交给公民法团。

他否定教会法的强制力甚至其本身的存在，这无疑是对教皇权力的致命打击。

然而，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回头会来考察它：这些原则如何能够，或是否能够与一种对皇帝权力的辩护协调，或者因此与对维斯孔蒂那种领主权力的支持协调。

在《和平的保卫者》二论中，关于政治秩序起源和目的的论证，得到了神学论证、圣经解释、各种论教会权威的教会法资源，以及一种复杂的关于教皇权力起源的历史论证支撑。

马西利乌斯运用圣经和基督的榜样，即他的贫困和他的仁慈，来证明教会在世俗事务上或在强制统治上没有地位。

历史论证意欲证明教会史是，引一位评注者的说法：“教皇造成的一部逐渐堕落史”，它由“对世俗财物的贪婪和对世俗所有权的野心”所驱动，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当代的教士与基督及其使徒的榜样背道而驰。

根据马西利乌斯的看法，这种腐化过程吊诡地始于君士坦丁的皈依。

在他皈依前，教会立法者和作为异教徒的人类立法者存在明确区别。

这意味着教会和罗马主教必须被赋予一种制度上的优越性，他们代表基督徒共同体行事，而基督徒共同体不能通过自由集会协商信仰事务。

君士坦丁的皈依，使基督徒能够集合并管控仪式和信仰问题，此时教会或教皇就不再有必要代表他们行事。

然而，正是在此时，罗马主教宣称他们对其他主教和教士的优越性。

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这部法令被认为赋予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以司法权优越性。

这份赠礼的真实性一直成问题，马西利乌斯却选择把它当成历史事实接受，他还认为，尽管君士坦丁仅仅是善意地效仿异教皇帝统治下早期教会的做法，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改变，而且其结果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现在，人类立法者是一位信徒，基督教的人类立法者和教会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划分。

当信众全体和公民全体被统一，而人类立法者因基督教而完备时，教会制度和教士职位就逐渐被世俗野心、圣职收益和财产腐化。

在这个论证中，神圣罗马帝国居于何种地位，并非一目了然。

马西利乌斯认为，当教会和公民共同体合一时，人定法可以最好地实现其创造和平、安宁和充裕生活之条件的目的，但是，他也为五花八门的自治公民共同体，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留出地方。

表面上，他并没有鼓吹一种把基督徒的属灵共同体和一个同等范围的世俗帝国统一起来的世界帝国。

但是，有人言之凿凿地指出，在这方面，马西利乌斯与诗人但丁的共同之处比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但丁在他的《论帝制》中提出明确理由支持一位唯一的世界统治者（其实就是罗马人的皇帝）。

尽管但丁承认，针对不同条件需要不同法律，但他坚持，在全人类的共同事务上应该有一位至上君主。

马西利乌斯没有走那么远，他甚至在表面上否认了任何这样一种必要性。

然而，他的论点并不是说，对于保持信众之间的和平而言，一位世界统治者并非必要，而是对一位世界的强制仲裁者之需要还没有被证明为“对永生救赎而言是必要的”；他接着说：“在信众之中，对此的需要看起来比对一位世界主教的需要更大，因为一位世界君主比一位世界主教更有能力维护信众的统一。

”结语如果一位世界君主会在维护信徒之间和平方面为一种有益的目的服务，且如果没有以和平为目的的统一，以救赎为目的的信徒之间的统一就无法实现，那么，就肯定能提出理由支持这样的世界统治者或强制仲裁者。

在《和平的保卫者》中，马西利乌斯几次指出，尽管各省或市有自己的立法者，它们也必须服从罗马帝国的至上人类立法者，这正是为了避免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现在存在的战争状态，在这里，教皇篡取了普世的人类立法者地位。